第十九章 秦漢學術〔3〕 (第2/18頁)

多，而其支離滅裂亦最甚，即可見一時風氣，騖於雜博。徐幹《中論》曰：“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鄙儒之博學，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治學》。其言之可謂深切著明矣。夫為人之學，則何所不至？《後漢書·徐防傳》載防上疏曰：“伏見大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奸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此以意說，非有獨見，特《後漢書·儒林傳》所謂“章句漸疏，專以浮華相尚”者耳。學而徒以炫耀流俗為務，其弊未有不至於此者也。《三國·蜀志·尹默傳》雲：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遊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受古學，此亦當時學者章句漸疏之一證。口給御人，安有真是非可見？漢世論學，每多廷辯以決是非，益使學者務於徇外。《漢書·朱雲傳》雲：“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易》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後漢書·儒林傳》：“戴憑，年十六，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猶立。光武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此等徒聳觀聽之舉，可以論學乎？《後漢書·魯恭傳》：恭弟丕言：“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此言固亦有理，然真意存乎此者恐寡。《桓榮傳》：“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服，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足見不御人以口給者少矣。高貴鄉公幸大學，問諸儒，其辭備載於《三國志·本紀》，蓋以為美談，然其精義安在？學術固未聞可以築室道謀者也。《後漢書·袁安傳》：子京，習《盂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儒林傳》：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盲》、《穀梁廢疾》。《鄭玄傳》：玄乃發墨守，膏盲，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蓋著書者亦頗以攻伐為務矣。為學者誠不宜豫存致用之心，然此特謂其用較遠，不當以急功近利之心求之耳，真學問未有無用者，果無用，必非真學問，未有不為世所厭棄者也。先秦諸子，本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故其學必以能淑世為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其弟子呂步舒，治淮南獄，以《春秋》義專斷不請。許商以治《尚書》，善為算，舉治河。王式為昌邑王師，昌邑廢，群臣皆下獄。使者責問：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以三百五篇諫。”按龔遂諫王，亦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儒林傳》。則式之對，非苟免之辭也。此今學真傳，無不切於人事之證。《禹貢》治河，似近疏闊，然經文雖不足用，傳說未嘗不可備舉山川形勢及治水之方也。此亦精義存於傳說不在本文之一證。即古學之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