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未嘗不如此。《漢書·藝文志》言：《樂》、《詩》、《禮》、《書》、《春秋》，“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又論九流之學，謂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闢猶水火，相滅亦相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捨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此誠足以開拓心胸，救拘墟之失。然其後，今古兩家，皆流於瑣碎，有形質而無精神，使明哲之士，不得不折而入於佛老者？則其徒之譁世取寵實為之。而儒生之徒務譁世取寵，則由利祿之途既開，競懷苟得之計；抑貴遊之子，富厚之家，事此者多，其人皆飽食煖衣，輕淺寡慮，不復能深思力學，抑多輕俊自喜，徒欲誇耀流俗故也。然則儒學之見尊崇，未嘗非儒學之不幸矣。
陰陽家之傳，見於列傳者：《漢書·嚴安傳》載其上書引鄒子之言。又《公孫賀傳》：祖父昆邪，著書十餘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五行志》曰：“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傅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又曰：“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昌，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眭弘等傳贊》曰：“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案陰陽五行之說，原出明堂，儒家與陰陽家同祖焉。故賈誼欲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魏相表採《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其說皆與陰陽家言相出入。然漢世通學之風既開，儒者多務左右採獲，安必不及於異家？然則諸儒之言陰陽者，或兼有取於陰陽家言，未可知也。《成帝紀》：陽朔二年，春，寒，詔曰：“昔在唐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雲：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慾望陰陽和調，豈不繆哉？其務順四時月令。”蓋漢自中葉以後，陰陽家之說，浸以盛行矣。惜多務於虛文，能言大改革者卒少耳。魏相好奉行故事，而亦好言陰陽，其明證也。
《史記·張叔傳》雲：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大子。《儒林傳》言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晁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先，《漢書》作生，蓋傳鈔者所改。與洛陽宋孟及劉禮同師。劉禮，《漢書》作劉帶。《自序》曰：晁錯明申、商。蓋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景帝則夙受此學，故文帝於晁錯，雖未大用，頗聽其言，景帝遂大用其策也。《漢書·東方朔傳》雲：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因自訟獨未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覆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之書，《藝文志》在雜家，雜家之學，兼儒、墨，合名、法，朔安足以語此？正所謂漫羨而無所歸心者耳。《漢志》蓋特因其書無所隸屬，而入諸雜家，非謂其能通雜家之學也。不通雜家之學，而能為商鞅、韓非之語，正當於法家之書，略嘗誦習耳。《後漢書·酷吏傳》：周紆好韓非之術，陽球好申、韓之學，皆當有所受之也。
《史記·酷吏傳》雲：邊通學長短，《漢書·張湯傳》作短長。應劭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短長術也。”案古以辭之多少，或其所言之大小，分簡策之短長。遊說者固須抵掌陳辭，亦須談言微中；固當熟於民生國計，亦或兼及閭里聞；短長之書，實所兼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