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研究歷史 歷史到底是怎樣一種學問？研究了它，有什麼用處？ 提出這一個問題，我知道多數人都能不待思索而回答道：歷史是前車之鑑。什麼叫做前車之鑑呢？那就是：從前的人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大家認為好的，我們可奉以為法，照著他做；失敗的，大家認為壞的，我們當引以為戒，不照著他做。姑無論成功失敗，不盡由於做法的好壞；眾人所謂好壞，不足為準；即置二者於弗論，世事亦安有真相同的？執著相同的方法，去應付不同的事情，哪有不失敗之理？在社會變遷較緩慢之世，前後的事情，相類似的成分較多，執陳方以醫新病，貽誤尚淺，到社會情形變化劇烈時，就更難說了。近代世界大通，開出一個從古未有的新局面，我們所以應付之者，幾於著著失敗，其根源就在於此。所以憤激的人說道：歷史是足以誤事的。因為不讀歷史，倒還面對著事實，一件新事情來，要去考察它的真相，以定應付的方針；一有了歷史知識，先入為主，就會借重已往的經驗，來應付現在的事情，而不再去考察其真相；即使去考察，亦易為成見所蔽，而不能見其真相了。如咸豐十年，僧格林沁被英、法兵打敗了，薛福成的文集裡，有一篇文章記載其事，深致惋惜之意。他說：咸豐八年，業經把英、法兵打敗了，這一次如能再打一個勝仗，則他們相去數千裡，遠隔重洋，不易再來第三次，時局就可望轉機了。近代世界交通的情形，是否英、法再戰敗一次，即不易三來？當日清朝腐敗的情形，是否再戰勝一次，時局即可望轉機？我們在今日看起來，可謂洞若觀火，而在當日，號稱開通的薛福成竟不能知，這也無怪其然。當日英、法的情形，自非薛氏所能洞悉。然使薛氏而毫無歷史知識，倒也不會作英、法再敗即不易三來的推測。有了歷史知識，照歷史上的成例推測，相去數千裡，遠隔重洋，而要興兵至於三次、四次，確是不容易的，無怪薛氏要作此推測了。據此看來，歷史知識足以誤事之言，並不能說它不對。然而沒有歷史知識，亦未當不誤事。當袁世凱想做皇帝時，先由籌安會諸人列名發出通電，說要從學理上研究中國的國體問題，到底君主民主，孰為適宜？當時大家看見這個通電，就說：袁世凱想做皇帝了。我卻不以為然。我說：這其中必然別有緣故，深曲隱蔽，不可輕於推測。為什麼呢？我以為生於現今世界，而還想做皇帝，還想推戴人家做皇帝，除非目不識丁，全不知天南地北的人，不至於此，以此推測袁世凱和籌安會諸人，未免太淺薄了，所以我有此見解。然而後來，事情一層層披露出來，竟爾不過如此，這不是一件奇事麼？此無他，還是缺乏歷史知識而已。據這件事情看來，歷史知識是不會誤事的，所以誤事，還是苦於歷史知識的不足。這話怎樣講呢？須知道世界上是沒有全無歷史知識的人的。我們和人家談話，總聽得他說從前如何如何，這就是歷史知識。所謂歷史，原不過是積從前如何如何而成，所以此等人和專門的史學家，其知識之相去，亦不過程度之差而已。袁世凱和籌安會中人，想做皇帝，想推戴人家做皇帝時，亦何嘗沒有他們的歷史知識？在中國歷史上，皇帝是如此做成的；推戴人家做皇帝，是如此而成功的，豈能說是沒有？以當時的情形而論，反對的人，自然不會沒有的，然而據歷史上的成例推測，豈不可期其軟化？即有少數人不肯軟化，又豈不可望其削平？這個，據著他們僅有的、一偏的歷史知識推測，自亦可以作此斷案，自不免於希冀僥倖。倘使他們再多讀一些近代的外國曆史；倘使他們的心思再能用得深一點，知道歷史上的事情前後不符的甚多，未可輕易地執著前事以推斷後事，他們自然不至於有此失著了。所以說：誤事的不是歷史知識，只是歷史知識的不足。
歷史上成功的，大家所認為好的事情，既不能摹仿；據歷史上的成例，以推斷事情，又易陷於錯誤；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