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體 社會發達到一定的程度，國家就出現了。在國家出現之前，人類團結的方法，只靠血緣，其時重要的組織，就是氏族，對內的治理，對外的防禦，都靠著它。世運漸進，血緣相異的人，接觸漸多，人類的組織，遂不復以血統相同為限，聚居一地方的，亦不限於血統相同的人。於是氏族進而為部落。統治者的資格，非復族長而為酋長。其統治亦兼論地域，開國家領土的先河了。
從氏族變為部落，大概經過這樣的情形。在氏族的內部，因職業的分化，家族漸漸興起。氏族的本身，遂至崩潰。各家族，非如其在氏族時代，絕對平等，而有貧富之分。財富即是權力，氏族平和的情形，遂漸漸破壞，貧者和富者之間，發生了矛盾，不得不用權力統治。其在異氏族之間，則戰鬥甚烈。勝者以敗者為俘虜，使服勞役，是為奴隸。其但徵收其貢賦的，則為農奴。農奴、奴隸和主人之間，自然有更大的矛盾，需要強力鎮壓。因此故，益促成征服氏族的本身發生變化。征服氏族的全體，是為平民。其中掌握事權的若干人，形成貴族。貴族中如有一個最高的首領，即為君主的前身。其初是貴族與平民相去近，平民和農奴、奴隸相去遠。其後血統相同的作用漸微，掌握政權與否之關係漸大，則平民與農奴、奴隸相去轉近，而其與貴族相去轉遠。參看下章。但平民總仍略有參政之權，農奴和奴隸則否。政權的決定，在名義上最後屬於一人的，是為君主政體；屬於較少數人的，是為貴族政體；屬於較多數人的，是為民主政體。這種分類之法，是出於亞里斯多德的。雖與今日情形不同，然以論古代的政體，則仍覺其適合。
氏族與部落，在實際上，是不易嚴密區分的。因為進化到部落時代，其內部，總還保有若干氏族時代的意味。從理論上言，則其團結，由於血統相同，雖實際未必相同，然苟被收容於其團體之內，即亦和血統相同的人，一律看待。而其統治，亦全本於親族關係的，則為氏族。其不然的，則為部落。因其二者雜糅，不易區別，我們亦可借用《遼史》上的名詞，稱之為部族。見《營衛志》。至於古代所謂國家，其意義，全和現在不同。古所謂國，是指諸侯的私產言之。包括（一）其住居之所，（二）及其有收益的土地。大夫之所謂家者亦然。古書上所謂國，多指諸侯的都城言。都城的起源，即為諸侯的住所。諸侯的封域以內，以財產意義言，並非全屬諸侯所私有。其一部分，還是要用以分封的。對於此等地方，諸侯僅能收其貢而不能收其稅賦。其能直接收其稅賦，以為財產上的收入的，亦限於諸侯的采地。《尚書大傳》說：“古者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即指此。采地從財產上論，是應該包括於國字之內的。《禮記·禮運》說：“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乃所謂互言以相備。說天子有田，即見得諸侯亦有田；說諸侯有國，即見得天子亦有國。在此等用法之下，田字的意義，亦包括國，國字的意義，亦包括田。乃古人語法如此。今之所謂國家，古無此語。必欲求其相近的，則為“社稷”二字或“邦”字。社是土神，稷是穀神，是住居於同一地方的人，所共同崇奉的。故說社稷淪亡，即有整個團體覆滅之意。邦和封是一語。封之義為累土。兩個部族交界之處，把土堆高些，以為標識，則謂之封。引申起來，任用何種方法，以表示疆界，都可以謂之封。如掘土為溝，以示疆界，亦可謂之封。故今遼寧省內，有地名溝幫子。幫字即邦字，亦即封字。上海洋涇浜之浜字，亦當作封。疆界所至之地，即謂之邦。古邦字和國字，意義本各不同。漢高祖名邦，漢人諱邦字，都改做國。於是國字和邦字的意義混淆了。現在古書中有若干國字，本來是當作邦字的。如《詩經》裡的“日闢國百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