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蹙國百里”便是。封域可以時有贏縮，城郭是不能時時改造的。國與域同從或聲，其初當亦系一語，則國亦有界域之意。然久已分化為兩語了。古書中用國字、域字，十之九，意義是不同的。
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在古書上，亦未嘗無相類的制度。然以大體言之，則君權之在中國，極為發達。君主的第一個資格，是從氏族時代的族長，沿襲而來的，所以古書上總說君是民之父母。其二則為政治或軍事上之首領。其三則兼為宗教上之首領。所以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等，《禮記·王制》。均有代表其群下而為祭司之權，而《書經》上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孟子·梁惠王下篇》引。君主又操有最高的教育之權。
君主前身，既然是氏族的族長，所以他的繼承法，亦即是氏族族長的繼承法。在母系社會，則為兄終弟及，在父系社會，則為父死子繼。已見前章。當其為氏族族長時，無甚權利可爭，而其關係亦小，所以立法並不十分精密。《左氏》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說周朝的繼承法，適庶相同則論年，“年鈞以德，德鈞則卜”。兩個人同年，是很容易的事情，同月，同日，同時則甚難，何至辨不出長幼來，而要用德卜等漫無標準的條件？可見舊法並不甚密。《公羊》隱公元年何《注》說：“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侄娣。適侄娣無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無子，立左媵侄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春秋》以殷為質家，周為文家。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定得非常嚴密。這是後人因國君的繼承，關係重大，而為之補充的，乃系學說而非事實。
周厲王被逐，宣王未立，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凡十四年。主權不屬於一人，和歐洲的貴族政體，最為相像。按《左氏》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出奔，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寧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此雖有君，實權皆在二相，和周、召的共和，實際也有些相像。但形式上還是有君的。至於魯昭公出奔，則魯國亦並未立君，季氏對於國政，決不能一人專斷，和共和之治，相像更甚了。可見貴族政體，古代亦有其端倪，不過未曾發達而成為一種制度。
至於民主政治，則其遺蹟更多了。我們簡直可以說：古代是確有這種制度，而後來才破壞掉的。《周官》有大詢於眾庶之法，鄉大夫“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小司寇“擯以序進而問焉”。其事項：為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按《左氏》定公八年，衛侯欲叛晉，朝國人，使王孫賈問焉。哀公元年，吳召陳懷公，懷公亦朝國人而問，此即所謂詢國危。盤庚要遷都於殷，人民不肯，盤庚“命眾悉造於庭”，反覆曉諭。其言，即今《書經》裡的《盤庚篇》。周大王要遷居於岐，“屬其父老而告之”。《孟子·梁惠王下篇》。此即所謂詢國遷。《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周朝的王子朝和敬王爭立，晉侯使士景伯往問。士伯立於乾祭，城門名。而問於介眾。介眾，大眾。哀公二十六年，越人納衛侯，衛人亦致眾而問。此即所謂詢立君。可見《周官》之言，系根據古代政治上的習慣，並非理想之談。《書經·洪範》：“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兇。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兇。”此以（一）君主，（二）卿士，（三）庶人，（四）龜，（五）筮，各佔一權，而以其多少數定吉凶，亦必係一種會議之法。並非隨意詢問。至於隨意詢問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