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學
理學何學也？談心說性，初不切於實際，而其徒自視甚高。世之言學問者，苟其所言，與理學家小有出入，則理學家必斥為俗學，與之斤斤爭辯。其所爭者，不過毫釐之微，而其徒視之，不翅丘山之重。此果何義哉？果其別有所見歟？抑實無所有，而姑枵然以自大也？
隨事應付，常人本自能之。哲學家所以異於常人者，乃在每一問題，必追究到底，而不肯作就事論事之語。此義前已言之。理學亦一種哲學也。故理學之異於尋常學問者，在於徹底。（以一種學問與尋常人較，則尋常人之所言，恆不徹底，而學問家之所言，恆較徹底；以尋常學問與哲學較，則尋常學問之所言，恆不徹底，而哲學家之所言，恆較徹底。故以尋常人與言學問者較，猶以尋常學問與哲學較也）徹底即追究到底之謂也。理學家就宇宙間事物，追究到底，而得其不易之則焉，即其所謂理也。此理也，自理學家言之：則亙古今而不變，通世界而無二。大之至於書契所不能紀，巧曆所不能窮，而莫之能外；小之至於耳目所不能聽睹，心思所不能想象，而亦不能不由。天下事由之則是，背之則非。一切學問議論，與此合者，看似迂曲，實甚逕捷；看似背謬，實極得當。而不然者，則皆似是而非；由之雖可得近功，而隱禍實已伏於其後者也。是則所謂俗學也已（理學家曰：言天理而不能用諸人事，是謂虛無，是為異學。言人事而不本之於天理，是為粗淺，是為俗學）。
職是故，理學家之行事，不求其有近功，而必求其根底上無絲毫破綻。所以貴王賤霸者以此。以一身論，亦必反諸己而無絲毫之慊，而後可以即安。否則雖功蓋天下，澤被生民，猶為襲取，猶為僥倖也。（理學家所以不肯輕出身任天下事者，有二義：（一）己不正，必不能善事。朱子謂“多隻要求濟事。不知自身不立，事決不能成。自心若有一毫私意未盡，皆足敗事”是也。（二）則論至精微處，天下至當不易之理，如幾何學之只有一點。此一點稍偏即不是，即必有後禍。而有心為善，即已偏而與此點離矣。鄒聚所曰：“今人要做忠臣的，只倚著在忠上，便不中了。為此驚世駭俗之事，便不庸了。自聖人看，還是索隱行怪。”理學家之精神，專注於內，事事求其至當不易，故覺得出身任事之時甚難）理學家之見解如此，其言，自不能不與尋常人大異。尋常人目為迂曲、為背謬，彼正忻然而笑，以世人為未足與議也。
理學家之議論，自理論言之，周亦無以為難。然天下事理，至無窮也。凡事必從根柢上做起，不容絲毫苟且，固是一理。然必先撐持目前，根柢上事，乃可徐圖，亦是一理。（如謂產當公不當私，豈非正論。然專將目前社會破壞，共產之蘄望，豈遂得達？欲求共產，有時或轉不得不扶翼私產矣。世界大同，豈非美事？然欲躋世界於大同，必先自強其國。若效徐偃、宋襄之為，轉足為世界和平之累也）以一人言之，必自己所學，十分到家，乃可出而任事。又必事事照吾主張做去，不容有絲毫委曲，乃得免於枉尺直尋之誚，而其事亦無後災。固是一理。然如此，則天下將永無可為之日，而吾身亦永無出而任事之時。以天下為己任者，正不容如此其拘。亦是一理。由前之說，則理學家之所以自處；由後之說，則非理學者之所以難理學家也。宋時所謂浙學者即如此。
浙學分永嘉、永康二派。永嘉一派，道源於薛艮齋，而大成於葉正則。與宋時所謂理學者，根本立異。永康一派，道源於呂東萊，變化於其弟子約及陳同甫。其所爭者，則以理學家所謂天理，範圍太隘，而欲擴而充之也。今略述其說如下：
薛艮齋問學於袁道潔，袁道潔問學於二程，故永嘉之學，亦出伊洛。艮齋好言禮樂兵農，而學始稍變。陳君舉繼之，宗旨亦與艮齋同。然不過講求實務，期見諸施行而已（君舉頗主《周官》，謂不能以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