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定物、無定數，這是最惡的稅。
秦漢之世，去古未遠，所以古代租稅的系統，還覺分明。漢代的田租，就是古代的稅，其取之甚輕。高祖時，十五稅一。文帝從晁錯之說，令民入粟拜爵，十三年，遂全除田租。至景帝十年，乃令民半出租，為三十而稅一。後漢初年，嘗行十一之稅。天下已定，仍三十而稅一。除靈帝曾按畝斂修宮錢外，始終無他橫斂。修宮錢只是橫斂，實不能算增加田租。可謂輕極了。但古代的田，是沒有私租的，漢世則正稅之外，還有私租，所以國家之所取雖薄，農民的負擔，仍未見減輕，還只有加重。王莽行王田之制時，詔書說漢時的私租，“厥名三十，實十稅五”，則合三十稅一的官租，是三十分之十六了。漢代的口錢，亦稱算賦。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錢百二十，以食天子。武帝又加三錢，以補車騎馬。見《漢書·高帝紀》四年、《昭帝紀》元鳳四年《注》引如淳說引《漢儀注》。按《周官》大宰九賦，鄭《注》說賦是“口率出泉”。又說：“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泉錢一字。觀此，知漢代的算賦，所謂人出百二十錢以食天子者，乃古代橫斂的賦所變。蓋因其取之無定時、無定物、無定數，實在太暴虐了，乃變為總取錢若干，而其餘一切豁免。這正和五代時的雜征斂，宋世變為沿納；明時的加派，變為一條鞭一樣。見下。至於正當的賦，則本是供軍用的，所以武帝又加三錢以補車騎馬。漢代的錢價，遠較後世為貴，人民對於口錢的負擔，很覺其重。武帝令民生子三歲出口錢，民至於生子不舉。元帝時，貢禹力言之。帝乃令民七歲乃出口錢。見《漢書·禹傳》。役法：《高帝紀》二年《注》引如淳說，《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疇之義為類。古行世業之法，子弟的職業，恆與父兄相同；所謂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參看階級章。而每一類的人，都有其官長，《國語·周語》說，宣王要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說“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奸，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皆可知也”。這即是各官各知其所管的民數的證據。此即所謂疇官。傅之疇官，就是官有名籍，要負這一類中人所應負的義務了。這該是古制，漢代的人民，分類未必如古代之繁，因為世業之制破壞了。但法律條文，是陳舊的東西，事實雖變，條文未必隨之而變。如淳所引的律文，只看做民年二十三，就役籍有名，該當一切差徭就夠了。景帝二年，令民年二十始傅。又將其提早了三年。役法是徵收人民的勞力的，有役法，則公家舉辦事業，不必要出錢僱工，所以在財政上，也是一筆很大的收入。
財政的規模，既經擴張，自當創設新稅。創設新稅，自當用間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於農民。此義在先秦時，只有法家最明白。《管子·海王篇》說，要直接向人民加賦，是人人要反對的。然鹽是無人不吃的；鐵器亦不論男女，人人要用，如針、釜、耒、耜之類；在鹽鐵上加些微之價，國家所得，已不少了。這是鹽鐵官賣或收稅最古的理論。此等稅或官賣，古代亦必有行之者。漢代郡國，有的有鹽官、鐵官、工官、收工物稅。都水官，收漁稅。有的又沒有，即由於此。當此之時，自應由中央統籌全域性，定立稅法；或由中央直接徵收，或則歸之於地方。但當時的人，不知出此。桑弘羊是治法家之學的，王莽實亦兼採法家之說，見第五章。所以弘羊柄用時，便筦鹽鐵、榷酒酤，並行均輸、算緡之法；千錢為緡，估計資本所值之數，按之抽稅。王莽亦行六筦之制。見第五章。然行之既未盡善；當時的人，又大多數不懂得此種理論。汲黯說，天子只該“食租衣稅”。晉初定律，把關於酒稅等的法令，都另編為令，出之於律之外，為的律文不可時改，而此等稅法，在當時，是認為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