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是十五歲。六尺是未成年之稱，其說大約是對的。然則後期的徭役，也比前期加重了。
以上是古代普遍的賦稅。至於山林川澤之地，則古代是公有的。工業，簡易的人人會做，艱難的由公家設官經營。商業亦是代表部族做的。說已見第五章。既無私有的性質，自然無所謂稅。然到後來，也漸漸地有稅了。《禮記·曲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古田地字通用，田之外兼數山澤，可見漢世自天子至封君，將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皆作為私奉養，由來已久。參看第五章。市井租稅，即系商稅。古代工商業的分別，不甚清楚，其中亦必包含工稅。按《孟子》、《王制》，都說“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徵。”廛是民居區域之稱。古代土地公有，什麼地方可以造屋，什麼地方可以開店，都要得公家允許的，不能亂做。所以《孟子·滕文公上篇》記，“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然則市廛而不稅，即系給與開店的地方，而不收其稅，這是指後世所謂“住稅”而言，在都邑之內。關譏而不徵，自然是指後世所謂“過稅”而言。然則今文住稅、過稅俱無。而《周官·司市》，必“凶荒札喪”才“市無徵而作布”；造貨幣。《司關》必凶荒才“無關、門之徵”；門謂城門。則住稅過稅都有了。又《孟子·公孫丑下篇》說，古之為市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徵之”。龍即隴字，龍斷，謂隴之斷者。一個人佔據了，第二個人再不能走上去與之並處。罔即今網字。因為所居者高，所見者遠，遙見主顧來了，可以設法招徠；而人家也容易望見他；自可把市利一網打盡了。這是在鄉趕集的，而亦有稅，可見商稅的無孔不入了。此等山川、園池、市肆租稅，都是由封建時代各地方的有土之君，各自徵收的，所以很缺乏統一性。
賦稅的漸增，固由有土者的淫侈，戰爭的不息，然社會進化，政務因之擴張，支出隨之巨大，亦是不可諱的。所以白圭說：“吾欲二十而取一。”孟子即說：“子之道貉道也。”貉，“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然則賦稅的漸增，確亦出於事不獲已。倘使當時的諸侯大夫，能審察情勢，開闢利源，或增設新稅，或就舊稅之無害於人民者而增加其稅額，原亦不足為病。無如當時的諸侯大夫，多數是不察情勢，不顧人民的能否負擔，而一味橫徵暴斂。於是田租則超過十一之額，而且有如魯國的履畝而稅，見《春秋》宣公十五年。此因人民不盡力於公田，所以稅其私田。井田制度破壞盡了。力役亦加多日數，且不依時令，致妨害人民的生業。此等證據，更其舉不勝舉。無怪乎當時的仁人君子，都要痛心疾首了。然這還不算最惡的稅。最惡的稅，是一種無名的賦。古書中賦字有兩義：一是上文所述的軍賦，這是正當的。還有一種則是不論什麼東西，都隨時責之於民。所以《管子》說：“歲有兇穰，故谷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國蓄篇》。輕就是價賤，重就是價貴。在上者需用某物，不管人民的有無，下令責其交納，人民只得求之於市，其物的價格就騰貴，商人就要因此剝削平民了。《管子》又說：以室廡籍，以六畜籍，以田畝籍，以正人籍，以正戶籍，籍即是取之之意。以室廡籍，當謂按戶攤派。以田畝籍，則按田攤派。正人、正戶，當系別於窮困疲羸的人戶而言。六畜，謂畜有六畜之家，當較不養者為富。《山權數》雲：“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此以家無孳畜為貧窮的證據。所以以之為攤派的標準。其苛細可謂已甚了。古代的封君，就是後世鄉曲的地主。後世鄉曲的地主，還有需要什麼東西，都取之於佃戶的，何況古代的封君，兼有政治上的權力呢？無定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