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無關緊要的。若其彼此之間，都懷挾敵意，僅以懾於對方的實力、社會的制裁，有所憚而不敢為；而且進而做利人之事，以圖互相交換；則無論其所行的事，如何有利於人，有利於社會，根本上總只是商業道德。商業道德，是決無以善其後的。人，本來是不分人我，不分群己的。然到後來，社會的組織複雜了，矛盾漸漸深刻，人我群己的利害，漸漸發生衝突，人，就有破壞他人或社會的利益以自利的。欲救此弊，非把社會階級徹底剗除不可。古人不知此義，總想以教化來挽回它。教化之力不足，則輔之以刑罰。所以其用法，完全注重於人的動機。所以說《春秋》斷獄重志。《春秋繁露·精華篇》。所以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大學》。此等希望，自然要終成泡影的。法律乃讓步到不問人的動機，但要求其不破壞我所要維持的秩序為止。其用心如何，都置諸不問。法律至此，就失其弼教的初意，而只成為維持某種秩序的工具了。於是發生“說官話”的現象。明知其居心不可問，如其行為無可指摘，即亦無如之何。法律至此，乃自成為反社會之物。
有一事，是後世較古代為進步的。古代氏族的界限，還未化除。國家的權力，不能侵入氏族團體之內，有時並不能制止其行動。（一）氏族員遂全處於其族長權力之下。此等風氣在家族時代，還有存留。（二）而氏族與氏族間的爭鬥，亦往往靠實力解決。《左氏》成公三年，知罃被楚國釋放的時候，說：“首罃父。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昭公二十一年，宋國的華費遂說：“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可見在古代，父可專殺其子。《白虎通義·誅伐篇》卻說“父殺其子當誅”了。《禮記》的《曲禮》、《檀弓》，均明著君父、兄弟、師長，交遊報仇之禮。《周官》的調人，是專因報仇問題而設立的。亦不過令有仇者避之他處，審查報仇的合於義與否，禁止報仇不得超過相當限度而已，並不能根絕其事。報仇的風氣，在後世雖相沿甚久，習俗上還視為義舉，然在法律上，總是逐步遭遇到禁止的。這都是後世法律，較之古代進步之處。但家長或族長，到現在，還略有處置其家人或族眾的權力，國家不能加以干涉，使人人都受到保護；而國家禁止私人復仇，而自己又不能真正替人民伸雪冤屈；也還是未盡善之處。
法律是不能一天不用的。苟非文化大變，引用別一法系的法律，亦決不會有什麼根本的改革。所以總是相承而漸變。中國最早的法典，是李悝的《法經》。據《晉書·刑法志》所載陳群《魏律序》，是悝為魏文侯相，撰次諸國法所為。魏文侯在位，據《史記·六國表》，是自周威烈王二年至安王十五年，即民國紀元前二三三六年至二二九八年。可謂很古老的了。撰次，便是選擇排比。這一部書，在當時，大約所參考者頗博，且曾經過一番斟酌去取，依條理系統編排的，算做一部佳作。所以商君“取之以相秦”，沒有重纂。這時候的趨勢，是習慣之力，即社會制裁。漸漸地不足以維持社會，而要乞靈於法律。而法律還是謹守著古老的規模，所規定之事極少，漸覺其不夠用，法經共分六篇：《魏律序》舉其篇目，是（一）盜，（二）賊，（三）網，（四）捕，（五）雜，（六）又以一篇著其加減。盜是侵犯人的財產。賊是傷害人的身體。盜賊須網、捕，所以有網、捕兩篇。其餘的則併為雜律。古人著書，常將重要的事項，獨立為篇，其餘則併為一篇，總稱為雜。一部自古相傳的醫書，號為出於張仲景的，分為傷寒、雜病兩大部分，雜病或作卒病，乃誤字。即其一證。網、捕、盜、賊，分為四篇，其餘事項，共為一篇，可見《法經》視盜、賊獨重，視其餘諸事項都輕，斷不足以應付進步的社會。漢高祖入關，卻更做了一件違反進化趨勢的事。他說：“吾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