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係的。
飲食的奢侈，亦是以漸而致的。《鹽鐵論·散不足篇》賢良說：“古者燔黍食稗，而燁豚以相饗。燁當即捭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昏相召，則豆羹白飯，綦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殽旅重迭，燔炙滿案。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縣伯，阡陌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古者不粥絍，當作飪，熟食也。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遍列，殽施成市。”可見漢代人的飲食，較古代為侈。然《論衡·譏日篇》說，“海內屠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怕只抵得現在的一個上海市。《隋書·地理志》說，梁州、漢中的人，“性嗜口腹，多事田漁。雖蓬室柴門，食必兼肉”。其生活程度，就又非漢人所及了。凡此，都可見得社會的生活程度，在無形中逐漸增高。然其不平均的程度，亦隨之而加甚。《禮記·王制》說：“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兇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玉藻》說：“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曲禮》說：“歲凶，年不順成，君膳不祭肺，馬不食谷，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這都是公產時代同甘共苦的遺規。然到戰國時，孟子就以“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責備梁惠王了。我們試看《周官》的《膳夫》，《禮記》的《內則》，便知道當時的人君和士大夫的飲食，是如何奢侈。“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正不待盛唐的詩人，然後有這感慨了。
《戰國·魏策》說：“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昔人據此，遂以儀狄為造酒的人。然儀狄只是作酒而美，並非發明造酒。古人所謂某事始於某人，大概如此。看《世本·作篇》，便可知道。酒是要用穀類釀造的，《儀禮·聘禮》《注》：“凡酒，稻為上，黍次之，粟次之。”其發明，必在農業興起之後。《禮運》說：“汙尊而抔飲。”鄭《注》說：“汙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這明明是喝的水。《儀禮·士昏禮》《疏》引此，謂其時未有酒醴，其說良是。《禮運》《疏》說鑿地而盛酒，怕就未必然了。《明堂位》說：“夏后氏尚明水，殷人尚醴，周人尚酒。”凡祭祀所尚，都是現行的東西，前一時期的東西。據此，則釀酒的發明，還在夏后氏之先。醴之味較酒為醇，而殷人尚醴，周人尚酒。《周官·酒正》，有五齊、三酒、四飲，四飲最薄，五齊次之，三酒最厚，而古人以五齊祭，三酒飲。可見酒味之日趨於厚。讀《書經》的《酒誥》，《詩經》的《賓之初筵》等篇，可見古人酒德頗劣。現在的中國人，卻沒有酗酒之習，較之歐美人，好得多了。
就古書看起來，古人的酒量頗大。《史記·滑稽列傳》載淳于髡說，“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固然是諷諭之辭，然《考工記》說，“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五經異義》載《韓詩》說：古人的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一豆就是一斗。即依《韓詩》說，亦得七升。古量法當今五分之一，普通人亦無此酒量。按《周官·漿人》，六飲有涼。鄭司農雲：“以水和酒也。”此必古有此事，不然，斷不能臆說的。竊疑古代獻酬之禮，酒都是和著水喝的，所以酒量各人不同，而獻酬所用的酒器，彼此若一。
次於茶而興起的為菸草。其物來自呂宋。名為菸，亦名淡巴菰。見《本草》。最初莆田人種之。王肱枕《蚓庵瑣語》雲：“菸葉出閩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關外至以一馬易一觔。崇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