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食貨志》說：“秦並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可見當時的社會，對於珠玉龜貝銀錫等，都雜用為交易的媒介，而國家則於銅錢之外，只認黃金。這不可謂非幣制的一進化。《食貨志》又說，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高後本紀》：二年，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六年，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者。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按既經鑄造的銅錢，自與生銅不同。但幾種貨幣雜行於市，民必信其重者，而疑其輕者；信其鑄造精良者，而疑其鑄造粗惡者；這是無可如何之事。古代貨幣，雖有多種並行，然其價格，隨其大小而不齊，則彼此不會互相驅逐。今觀《漢書·食貨志》說：漢行莢錢之後，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漢初雖有戰爭，並未至於白骨蔽野，千里無人煙，物價的昂貴，何得如此？況且物價不應同時並長。同時並長，即非物價之長，而為幣價之跌，其理甚明。古一兩重二十四銖。八銖之重，只得半兩錢三分之二；四銖只得三分之一；而其文皆曰半兩，似乎漢初貨幣，不管其實重若干，而強令其名價相等。據此推測，漢初以為秦錢重難用，似乎是一個藉口。其實是借發行輕貨，以為籌款之策的。所以物價因之增長。其時又不知貨幣不可私鑄之理。文帝放民私鑄，看《漢書》所載賈誼的奏疏，其詒害可謂甚烈。漢武帝即位後，初鑄三銖錢。又鑄赤仄。又將鹿皮造成皮幣。又用銀錫造作白金三等。紛擾者久之。後來乃將各種銅錢取消，專鑄五銖錢。既禁民私鑄，並不許郡國鑄造，而專令上林三官鑄。謂水衡都尉屬官均官、鍾官、辨銅三令丞。無形中暗合貨幣學理。幣制至此，始獲安定。直至唐初，才另鑄開元通寶錢。自此以前，歷朝所鑄的錢，都以五銖為文。五銖始終是最得人民信用的錢。
用金屬做貨幣，較之珠玉布帛等，固然有種種優點，但亦有兩種劣點。其（一）是私銷私鑄的無法禁絕。私鑄，舊說以“不愛銅不惜工”敵之。即是使鑄造的成本高昂，私鑄無利可圖。但無嚴切的政令以輔之，則惡貨幣驅逐良貨幣，既為經濟上不易的原則，不愛銅，不惜工，亦徒使國家增加一筆消耗而已。至於私銷，則簡直無法可禁。其（二）為錢之不足於用。社會經濟，日有進步，交易必隨之而盛。交易既盛，所需的籌碼必多。然銅系天產物，開礦又極勞費，其數不能驟增。此係自然的原因。從人為方面論，歷代亦從未注意於民間貨幣的足不足，而為之設法調劑，所以貨幣常感不足於用。南北朝時，雜用實物及外國貨幣，幣制的紊亂，固然是其一因，貨幣數量的缺乏，怕亦未嘗非其一因。此等現象，至唐代依然如故。玄宗開元二十二年，詔莊宅口馬交易，並先用絹布綾羅絲棉等。其餘市買，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並用。違者科罪。便是一個證據。當這時代，紙幣遂應運而生。
紙幣的前身是飛錢。《唐書·食貨志》說：貞元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這固然是匯兌，不是紙幣。然紙幣就因之而產生了。《文獻通考·錢幣考》說：初蜀人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人十六戶主之。其後富人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寇瑊嘗守蜀，乞禁交子。薛田為轉運使，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交子務於益州。《宋史·薛田傳》說：未報，寇瑊守益州，卒奏用其議。蜀人便之。《食貨志》說：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