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者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矣。”“公孫鞅之治秦也”，“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論法術之別，最為明白。要而言之：則法者，所以治民；術者，所以治治民之人者也。
古代刑法，恆不公佈。（觀《左氏》載子產作刑書，而叔向諍之；範宣子鑄刑鼎，而孔子非之可見，反對刑法公佈者，以為如是，則民知其所犯之輕重而不之畏，不如儲存其權於上，可用不測之罰以威民也。殊不知刑法不公佈，而決於用法者之心，則其刑必輕重不倫；即持法至平，民亦將以為不倫也，況其不能然乎？刑法輕重不倫，則其有罪而倖免者，有無罪而受罰者。有罪而倖免，民將生其僥倖之心，無罪而受罰，民益將鋌而走險。法之不為人所重，且彌甚矣）製法亦無一定程式。新法故法，孰為有效不可知。法律命令，蓋亦紛然錯出。（讀《漢書·刑法志》可知。此雖漢時情形，然必自古如此。而漢人沿襲其弊也）故其民無所措手足。此法家之所由生。又治人者與治於人者，其利害恆相反。後世等級較平，治人者退為治於人者，治於人者進為治人者較易。古代則行世官之法，二者之地位，較為一定而不移，故其利害之相反愈甚。春秋、戰國之世，所以民窮無告，雖有願治之主，亦多不能有為，皆此曹為之梗。此則術家言之所由生也。如韓非言，申、商之學，各有所長，非蓋能並通之者邪？
法家精義，在於釋情而任法。蓋人之情，至變者也。喜時賞易濫，怒時罰易酷，論吏治者類能言之。人之性寬嚴不同，則尤為易見矣。設使任情為治，即令斟酌至當，終不免前後互殊，而事失其平，人伺其隙矣。法家之義，則全絕感情，一準諸法。法之所在，絲毫不容出入。看似不能曲當，實則合全域性，通前後而觀之，必能大劑於平也。禮家之言禮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禮記·經解》）此數語，法家之論法，亦恆用之。蓋禮法之為用雖殊，其為事之準繩則一耳。
職是故，法家之用法，固不容失之輕，亦斷不容畸於重。世每譏法家為武健嚴酷，此乃法家之流失，非其本意也。至司馬談詆法家“絕親親之恩”，《漢志》亦謂其“殘害至親，傷恩薄厚”，則並不免階級之見矣。
自然力所以為人所畏服者，實以其為必至之符。人則任情為治，不免忽出忽人，黠者遂生嘗試之念，願者亦啟僥倖之心，而法遂隳壞於無形矣。設使人治之必然，亦如自然律之無或差忒。則必無敢僥倖嘗試者，國安得而不治？《韓非子·內儲說上》曰：“董閼於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見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人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盲聾狂悖之人嘗有人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人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於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人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此賞之所以貴信，罰之所以貴必也。不特此也。人有所求而無術以致之，固亦未嘗不可以偶遇。然此乃或然或不然之數，不足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為可必而已矣。《韓非子·顯學》篇曰：“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