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諸人之相人偶之心，其堪之乎？《荀子·富國》篇駁墨子曰：“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同穫）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疏（同蔬）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而車。黿魚鱉鱔以時別，一而成群。然後，飛鳥鳧雁若煙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粗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鬥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其言甚辯。然亦思天下之亂，果衣粗食惡，憂戚非樂者致之乎？抑亦名為利民，而所冀實在乎賞，所畏惟在乎罰者致之也？狃於小康之治者，恆謂必得一賢君以治群有司，得群良有司以牧民，然後可幾於治；任兼人之事者，理宜享兼人之奉，故或祿以天下而不為多。殊不知身任天下之責者，皆由其度量之超越乎尋常，初不蘄於得報。苟無其人，即倍蓰天下之祿以求之，猶是不可得也。若尋常人，則其作官，亦猶之農之耕田，工之治器，商之貿遷，求以自食焉而已。既為求食而至，公私利害相反，勢必先私而後公。此言治所以不能廢督責。然而督責人者，亦非人群外之天神，而群中之人也。人之度量，相去固不甚遠。未嘗能任天下之事，而先祿之天下，適以蠱惑頹喪其心志，使之據其位而不肯去；而其利害，浸至與民相反耳。小康之治，終非了義，職此之由。荀子之論，徒見其以病理為生理而已。
墨子，《史記》無傳。僅於《孟荀列傳》後附見數語。曰：“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孟荀列傳》，文甚錯亂。此數語究為史公原文與否，頗為可疑。高誘謂墨子魯人。此外說者或以為宋人，亦難定。以其學出於儒觀之，其生當後於孔子。（學孔子之術，不必及孔子之門。孔子未嘗稱墨子，而墨子屢稱孔子，即其後於孔子之證）其身即非魯人，其學則必與魯大有關係也。孫詒讓《墨子傳略》，考墨子行事頗詳，今不更及。
墨家鉅子，當首推禽滑釐。故《莊子·天下》篇，以之與墨翟並稱。次則當推宋鈃。《天下》篇以之與尹文並稱。尹文事已見前章。宋鈃之事，見《孟子·告子》及《荀子》中《天論》《正論》二篇。《正論》篇謂其“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鬥”。又曰：“子宋子曰：人之情慾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慾之寡也。”《天論》篇謂：“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其說實最堪注意。世之言生計學者，每以好奢為人之本性。其實侈與儉皆非人之所欲。人之本性，惟在得中。奢侈之念，亦社會之病態有以致之耳。宋子之義明，則墨者之道，“反天下之心”之難解矣。而惜乎其無傳也。
孟子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又謂“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則墨學在戰國時極盛。然其後闃焉無聞。則墨之徒黨為俠，多“以武犯禁”，為時主之所忌。又勤生薄死，兼愛天下，非多數人所能行。鉅子死而遺教衰，其黨徒，乃漸復於其為遊俠之舊。高者不過能“不愛其軀，以赴士之阨困”，而不必盡“軌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