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此，則有之矣。”義兵二字，蓋儒家論兵宗旨。《呂覽》中《孟秋》《仲秋》《季秋》三紀，皆論用兵。開宗明義即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其下文又曰：“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蓋儒家駁墨家之說也。夫兵不論其義不義，而但論其為攻為守，此本最粗淺之說。果以是為是非之準，彼狡者，何難陰致人之攻，既居守義之名，又有得利之實邪？且世之治，不治於其治之日，而必有其由始。世之亂，亦不亂於其亂之日，而必有其所由兆。戰爭者，人類平時積種種之罪惡，而一旦破裂焉者也。其事固甚慘酷，然不務去戰爭之原，而特求弭戰爭之事，不可得也。即能弭之，其為禍為福，亦正未易言。何則？既已造種種惡孽矣，不摧陷廓清之，終不可以望治；欲摧陷而廓清之，則兵終不能去也。《呂覽》曰：兵，“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又曰：“當今之世，濁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絕，賢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想。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學者，多非乎攻伐，而取救守，則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其說實較墨子為圓足也。然墨子非不知此也。墨者夷之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孟子·滕文公上》）。此與儒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說何異？《非攻下》篇，或以禹徵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難墨子。墨子以“彼非所謂攻謂誅”答之。夫攻之與誅，所異者則義不義耳。墨子又曰：“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諸侯者（孫氏曰：“效讀為交。”）：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不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爭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眾，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也。”則並以非攻為勝敵之策矣。然則墨子之論，特取救一時之弊，並非究極之談。語其根本思想，與儒家實不相遠。此亦墨出於儒之一證也。
儒家言兵，恆推其原於心。墨子則但就物質立論。其非攻之說，即較計於利不利之間。謂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之多。宋徑欲說罷秦、楚之兵，而曰：“我將言其不利”（《孟子·告子下》），亦是物也。兵爭之事，看似出於權利爭奪之慾，實亦由於權力執著之私。試觀訟者，往往傾千金之產，以爭錙銖之物可知。古代之用兵，不如後世之審慎；國事又多決於少數人，其易動於一時之意氣，尤不待言也。《史記·律書》曰：“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惰性之理也。”（此數語亦見《淮南·兵略訓》。淮南此篇，亦儒家言也）《呂覽》曰：“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鬥，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其說精矣。儒家之化民，重禮尤重樂，蓋由此也。然兵爭之事，固由一二人發蹤指示，亦必多數人踴躍樂從。發蹤指示之人，庸或激於意氣；踴躍樂從之土，則必利其俘獲之心為多。又況發蹤指示者，究亦多動於爭城爭地之慾也？故以救世而論，則墨子之言，尤切於事情也。
尚儉之說，諸家之攻擊墨子者，尤多不中理。非諸家之言之無理，乃皆昧於墨子之意也。《莊子·天下》篇論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夫墨子非謂民皆豐衣足食，猶當守此勤生薄死之法也，若其途有餓莩，而猶縱狗彘以食人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