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無一不善之責任，所謂“宇宙間事，皆吾性分內事”（陸象山之言）也。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也。此以行為言。若以知識言，則重在發見真理。真理謂之誠。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以上皆引《中庸》）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盡心上》）即此理。
中庸之道，幡天際地，而其行之則至簡易，所謂“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人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儌倖。”此以處己言也。以待人言，其道亦至簡易，絜矩而已矣。《大學》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待人之道，反求諸己而即得，此何等簡易乎？然而行之，則終身有不能盡者矣。《中庸》曰：“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終身行之而不能盡之道，只在日用尋常之間，為聖為賢，至於毫髮無遺憾，舉不外此，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也。孔子所以能以極平易之說，而範圍中國之人心者數千年，以此。
孔子為大教育家，亦為大學問家。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私人教育之盛，前此未有也。孔子每自稱“學不厭，教不倦”，可見其誨人之勤。又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亦可見其教學之善。《禮記·學記》一篇，所述雖多古代遺法，亦必有孔門口說矣。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論語·衛靈公》）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可見其於理想及經驗，無所畸重。古書中屢稱孔子之博學。《論語》載達巷黨人之言，亦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罕》）然孔子對曾參及子貢，兩稱“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衛靈公》），即其明徵也。
孔子非今世所謂宗教家，然宗教家信仰及慰安之精神，孔子實饒有之，其信天及安命是也。孔子之所謂天，即真理之謂。（《論語·八佾》：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集註》曰：“天即理也。”）篤信真理而確守之，盡吾之力而行之；其成與不，則聽諸天命焉。（《論語·憲問》：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雖極熱烈之宗教家，何以過此？ 此外孔子行事，足資矜式者尚多，皆略見《論語》中，茲不贅述。
附錄一 六藝 六藝傳自儒家，而《七略》別之九流之外。吾昔篤信南海康氏之說，以為此乃劉歆為之。歆欲尊周公以奪孔子之席，乃為此，以見儒家所得，亦不過先王之道之一端，則其所崇奉之《周官經》，其可信據，自在孔門所傳六藝之上矣。由今思之，殊不其然。《七略》之別六藝於九流，蓋亦有所本。所本惟何？曰：《詩》《書》《禮》《樂》，本大學設教之舊科。邃古大學與明堂同物。《易》與《春秋》，雖非大學之所以教，其原亦出於明堂。儒家出於司徒。司徒者，主教之官，大學亦屬矣。故其設教，仍沿其為官守時之舊也。
古有國學，有鄉學。國學初與明堂同物，詳見學制條。《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