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猶今言歷史也。”《韓非子·忠孝》：“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此語亦見《孟子·萬章上》篇。鹹丘蒙以問孟子，孟子斥為齊東野人之語。古亦稱《史記》為語，可為《解詁》之證。記字所苞甚廣。宮之奇、鹹丘蒙所引，蓋記言之史，小說家之流，其記典禮者，則今所謂《禮記》是也。記與禮實非異物，故古人引禮者或稱記，引記者亦或稱禮。（《詩·采蘩》箋引《少牢饋食禮》稱“禮記”。《聘禮》注引《聘義》作“聘禮”。又《論衡·祭意》引《禮記，祭法》，皆稱“禮”。《禮記》中投壺奔喪，鄭謂皆同逸禮；而《曲禮》首句，即曰“《曲禮》曰”，可見禮與記之無別也）今《儀禮》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無記。（宋儒熊氏朋來之說）凡記皆記經所不備。兼記經外遠古之言。鄭注《燕禮》雲：“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蓋自爾之後有記乎？”（《士冠禮》疏）《文王世子》引《世子之記》，鄭注曰：“世子之禮亡，此存其記。”蓋著之竹帛之時，有司猶能陳其數；或雖官失其守，而私家猶能舉其本末（如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則謂之禮；而不然者，則謂之記耳。記之為物甚古。故亦自有傳。（《士冠禮》疏：“《喪服記》子夏為之作傳，不應自造還自解之。‘記’當在子夏之前，孔子之時，未知定誰所錄。”案古書多有傳說，已見前。記之傳，或孔門錄是記者為之，或本有而錄是記者並錄之，俱未可定也）而《禮記》又多引舊記也。（如《文王世子》引世子之記，又引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云云。《祭統》引記曰：“齊者不樂”；又引記曰：“嘗之日，發公室”，云云，皆是） 傳說同類，記以補經不備，傳則附麗於經，故與經相輔而行之書，亦總稱為“傳記”。如劉歆《移太常博士》所言是也，《河間獻王傳》並稱經傳說記，傳蓋指古書固有之傳而言，如前所引軼《詩》傳及孔子所序之《書》傳是。其孔門所為之傳，蓋苞括於說中。
大義存於“傳”，不存於“經”，試舉一事為證。《堯典》究有何義？非所謂《尚書》樸學者邪？試讀《孟子·萬章上》篇，則禪讓之大義存焉。夷考伏生《書》傳、《史記·五帝本紀》，說皆與孟子同，蓋同用孔門《書》說也。（此等處，今人必謂伏生襲孟子，史公又襲伏生。殊不知古代簡策，流傳甚難；古人又守其師說甚固。異家之說，多不肯妄用，安得互相剿襲，如此之易。史公說堯舜禪讓，固同孟子矣。而其說伊尹，即以割烹要湯為正說，與孟子正相反，何又忽焉立異乎？可見其說禪讓事，乃與孟子所本者同，而非即用孟子矣。經義並有儒家失傳，存於他家書中者。《呂覽》多儒家言，予別有考。今《尚書·甘誓》，徒讀其本文，亦絕無意義。荀與《呂覽》先己參看，則知孔子之序是篇，蓋取退而修德之意矣）“傳”不足以盡義，而必有待於說，試亦引一事為證。王魯，新周，故宋，非《春秋》之大義乎？然《公羊》無其文也，非《繁露》其孰能明之。（見《三代改制質文》篇。案亦見《史記·孔子世家》。又《樂緯·動聲儀》，有先魯後殷，新周、故宋之文，見《文選》潘安仁《笙賦》注）古人為學，所以貴師承也。後人率重經而輕傳說，其實二者皆漢初先師所傳。若信今文，則先師既不偽經，豈肯偽傳？若信古文，則今古文經，所異惟在文字，今文經正以得古文經而彌見其可信；經可信，傳說之可信，亦因可見矣。或又謂經為古籍，據以考證古事，必較傳為足據。殊不知孔門之經，雖系古籍，其文字，未必一仍其舊。試觀《堯典》《禹貢》，文字反較殷盤、周誥為平易可知。而古籍之口耳相傳，歷久而不失其辭者，亦未必不存於傳、說、記之中也。然則欲考古事者，偏重經文，亦未必遂得矣。（《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