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用白話文寫出文學經典”的問題上，文人們更是爭論不休。
有人主張借鑑西方文學的手法和技巧，將其融入白話文創作中；
而類似於周作人等人，堅持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靈感和營養。
至於“白話文該怎麼發展下去”的問題，更是引發了廣泛的思考和討論。
一些人認為，白話文應該與文言文徹底決裂，走自已的路；而另一些人則主張在保留文言文精華的基礎上，逐步推進白話文的發展。
這些分歧反映了那個時代學者們內心的掙扎和矛盾。他們大多接受過舊式的私塾教育，深受傳統文化的薰陶；
同時，他們又留學海外，接觸到了西方的先進文化和思想。這種文化背景使他們在面對白話文寫作時產生了複雜的情感和思考。
眼下，白話文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
首先，白話文急需證明其自身的文學價值。在文言文的深厚底蘊和高雅地位面前，白話文被一些保守的文言文學者貶低，認為其缺乏文學性和思想深度，不足以承載真正的文學創作。
這種偏見和質疑，使得白話文在文學領域的地位顯得尤為尷尬。
為了回應這一質疑，像魯迅這樣的先驅者透過《狂人日記》等作品，勇敢地拉開了白話文小說的序幕。
他們試圖透過自已的創作實踐，證明白話文同樣能夠表達深刻的思想和情感，同樣能夠創作出具有高度文學價值的作品。
隨後，更多的學者和作家加入了這一行列，他們陸續開始嘗試用白話文進行文學創作，希望透過自已的努力為白話文打下堅實的文學基礎。
然而，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由於長期受文言文的影響，這些學者和作家在開始時並不熟悉白話文的創作方式，他們只能摸索著前行，不斷嘗試和探索。
這種摸索和探索的過程充滿了艱辛和挑戰，因為他們不僅要應對來自外界的質疑和壓力，還要克服自已內心的恐懼和不安。
其次，白話文的發展還面臨著數量和質量的雙重挑戰。
在那個時代，能夠寫出中篇小說已經很不錯了，而白話文長篇小說更是鳳毛麟角。
這並不是因為白話文字身不具備創作長篇小說的能力，而是因為作家們在面對長篇創作時感到力不從心。
一方面，他們缺乏創作長篇小說的經驗和技巧；另一方面，他們也擔心自已的作品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從而影響到白話文的聲譽和地位。
在詩歌方面，白話文同樣步履維艱。
隨著古體詩的枷鎖被掙脫，詩人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他們熱衷於探索新的詩歌形式，紛紛效仿外國詩歌的風格，創造出各式各樣的詩歌派別。
然而，這種自由帶來的卻是混亂和迷茫。這些詩歌是否具有真正的文學價值？它們是否蘊含深邃的思想？是否遵循一定的美學準則？這些問題在當時的文壇上並沒有明確的答案。
整個時代彷彿處於一個文學創作的十字路口，每個人都在尋找屬於自已的方向。
沒有人能夠站出來，為白話文的詩歌創作制定一個固定的標準，告訴大家應該如何去寫。這種迷茫和混亂使得白話文詩歌的發展充滿了不確定性。
而胡適等提倡白話文的文人，雖然對白話文充滿了熱情和信念，但在面對這種混亂局面時也顯得力不從心。
他們只能摸索著前行，試圖找到一條適合白話文詩歌發展的道路。
然而，就在這時，胡顯等文人卻開始猛烈地抨擊白話文。
他們高舉“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大旗，認為白話文只是對外國詩歌的拙劣模仿，是“模仿西人，僅得糟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