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這是爸爸說的工人唉。”
一位母親帶著她的女兒在大街上散步，在經過張海昌等人時，女兒指著張海昌對媽媽說道。
“是的，孩子，你以後如果學習不好，就和他們一樣，沒有出息！”
這時，一個在街道右側翹著二郎腿看報的男人開口了。
“不，孩子，你媽媽說的不對，是他們創造出了我們現在的生活，你的穿的衣服，睡的床，坐的椅子，都出於他們之手，你確實要好好學習，但請忘記你媽媽下面一句，你要記住，如果你不好好學習，就無法幫助他們，在他們最需要你的時候，你只能袖手旁觀，對於幫助過自己的人無法伸出援手幫助他，是很痛苦的。”
那位母親狠狠瞪了那個男人一眼，但是她發現，那人的眼睛也在直勾勾的看著他，眼睛中帶著一絲輕蔑，在其中還夾雜了些憤怒，他眼中的小火苗已經快藏不住了。
母親自知理虧，灰溜溜地拉著女兒迅速離開，也許未來在這位母親的教育下，女兒還是會變成這位母親那樣，一邊享受著工人用勤勞的雙手創造出的勞動成果，一邊大肆辱罵工人階級這一群體，而那個男人的教育也只是她成長路上的一個微不足道的片段。
假如她還記著的話，也許她會想出無數種理由來反駁那個男人，然後在某個時間段內被動或者主動向著親朋好友提起這件事，大肆嘲笑這個男人的多管閒事，但是他無法否認的是，他每時每刻在享受著工人創造出的工業品，小至手錶，大到她所住的房子上那一塊塊磚，一片片瓦，都是工人間接或直接創造出來的。
張海昌走上前來，握住那個男人的手，而加西亞也走上前站在張海昌旁，張海昌說道。
“謝謝您為工人說這句話，先生，現在為工人說話的人不多了。”
“無所謂，就算你們不是工人，我也會出聲制止。只要這位女士說了那句話。我就會出來制止。”
張海昌立刻被這個男人的這種精神所打動，畢竟現如今能夠站出來給工人說話的人少之又少。
張海昌點點頭，表示贊同。他會一直銘記著這件事，牢牢地放在心裡，永不變質。
……
在這一個星期的最後一天，加西亞和張海昌擬寫好了報告，在上交之前，他還給米勒兩兄弟看了，在兩兄弟的添油加醋下，一篇1萬字的報告完成了，其中就有關於工人工作環境的反饋，當然，張海昌和加西亞也信守承諾，在文中需要寫弗雷德人名的地方寫了XXX，文中根本沒有出現“Fred·Bella”這個名字。
但是在上交的第二天，教授就將他和加西亞叫了過來。
社會學教授是個有著60歲的老人，臉上佈滿了皺紋，身材矮胖，一副飽經滄桑的模樣，他看著張海昌和加西亞，說道。
“加西亞，張，你們這麼寫很容易被誤認為是龔產黨員，你要知道，現在法國政府抓的很嚴，幸虧是我給你們打分，不然的話你們現在應該已經被以疑似通共的名義抓起來了。”
教授嚴厲的語氣似乎不容否認。
“教授，我想知道我們是怎麼寫會像是個龔產黨員。”
張海昌低著頭，弱弱的問道。
“你們在報告裡透露出了對工人接機的同情，你要知道，在俄國那裡，就是一個由工人階級建立起的政權，你們犯了一個政治—錯誤！”
在說“政治錯誤”這個片語時，教授加重了語氣，一字一頓的講了出來。
張海昌也不是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但是他沒想過現如今言論封閉的如此嚴密，僅僅是幾個字，便可刺激到法國政府高層的神經。
可見這紅色瘟疫還未到達西歐，就讓西歐諸國高層的神經在鋼針上跳動，隨時都有可能崩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