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稅 中國的賦稅，合幾千年的歷史觀之，可以分為兩大類：其（一）以最大多數的農民所負擔的田稅、軍賦、力役為基本，隨時代變化，而成為種種形式。自亡清以前，始終被看做是最重要的賦稅。其（二）自此以外的稅，最初無有，後來逐漸發生，逐漸擴張，直至最近，才成為重要部分。
租、稅、賦等字樣，在後世看起來，意義無甚區別，古代則不然。漢代的田租，古人稱之為稅，亦即後世所謂田賦。其收取，據孟子說，有貢、助、徹三法。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五十七十當系夏殷頃畝，較周為小，不然，孟子所說井田之制，就不可通了。又引龍子的話，說“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即是取幾年的平均額，以定一年的稅額。樂歲不能多，凶年不能減。所以龍子詆為惡稅。助法，據孟子說，是將一方里之地，分為九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一方里之地，住居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共耕公田。公田所入，全歸公家；私田所入，亦全歸私家，不再收稅。徹則田不分公私，而按畝取其幾分之幾。按貢法當是施之被征服之族的。此時征服之族與被征服之族，尚未合併為一，截然是兩個團體。征服之族，只責令被征服之族，每年交納農作品若干。其餘一切，概非所問。此時納稅的實系被征服之族之團體，而非其個人。所以有此奇異的制度。至於助、徹，該是平和部族中自有的制度，在田畝自氏族分配於家族時代發生的。參看第二、第五兩章自明。三者的稅額，孟子說，“其實皆十一也”。這亦不過以大略言之。助法，照孟子所說，明明是九一，後儒說：公田之中，以二十畝為廬舍，八家各耕公田十畝，則又是十一分之一。古人言語粗略，計數更不精確，這是不足以為懷疑孟子的話而加以責難的根據。古代的田制有兩種：一種是平正之地，可用正方形式分劃，是為井田。一種是崎嶇之地，面積大小，要用演算法扯算的，是為畦田。即圭田。古代征服之族，居於山險之地，其地是不能行井田的，所以孟子替滕文公規劃，還說“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既說周朝行徹法，又說雖周亦助，也是這個道理。參看第四章自明。
賦所出的，是人徒、車、輦、牛、馬等，以供軍用。今文家說：十井出兵車一乘。《公羊》宣公十年、昭公元年何《注》。古文家據《司馬法》，而《司馬法》又有兩說：一說以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出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遞加十倍。《周官·小司徒》鄭《注》引。又一說以四井為邑，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鄭注《論語·學而篇》“道千乘之國”引之，見《小司徒疏》。今文家所說的制度，常較古文家早一時期，說已見前。古文家所說的軍賦，較今文家為輕，理亦由此。《司馬法》實戰國時書。戰國時國大了，所以分擔的軍賦也輕。
役法，《禮記·王制》說：“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官·均人》說：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小司徒》說：“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之羨。惟田與追胥竭作。”案田與追胥，是地方上固有的事，起徒役則是國家所要求於人民的。地方上固有的事，總是與人民利害相關的，國家所要求於人民的，則利害未必能一致，或且相反。所以法律上不得不分出輕重。然到後來，用兵多而差徭繁，能否盡守此規則，就不可知了。古代當兵亦是役的一種。《王制》說：“五十不從力政，政同徵，即兵役外的力役。六十不與服戎。”《周官·鄉大夫》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徵之。”《疏》說七尺是二十歲，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