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 談中國法律的，每喜考究成文法起於何時。其實這個問題，是無關緊要的。法律的來源有二：一為社會的風俗，一為國家對於人民的要求。前者即今所謂習慣，是不會著之於文字的。然其對於人民的關係，則遠較後者為切。
中國刑法之名，有可考者始於夏。《左氏》昭公六年，載叔向寫給鄭子產的信，說：“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這三種刑法的內容，我們無從知其如何，然叔向這一封信，是因子產作刑書而起的。其性質，當和鄭國的刑書相類。子產所作的刑書，我們亦無從知其如何，然昭公二十九年，《左氏》又載晉國趙鞅鑄刑鼎的事。杜《注》說：子產的刑書，也是鑄在鼎上的。雖無確據，然士文伯譏其“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其必著之金屬物，殆無可疑。所能著者幾何？而《書經·呂刑》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請問如何寫得下？然則《呂刑》所說，其必為習慣而非國家所定的法律，很明白可見了。個人在社會之中，必有其所當守的規則。此等規則，自人人如此言之，則曰俗。自一個人必須如此言之，則曰禮。故曰禮者，履也。違禮，就是違反習慣，社會自將加以制裁，故曰：“出於禮者入於刑。”或疑三千條規則，過於麻煩，人如何能遵守？殊不知古人所說的禮，是極其瑣碎的。一言一動之微，莫不有其當守的規則。這在我們今日，亦何嘗不如此？我們試默數言語動作之間，所當遵守的規則，何減三千條？不過童而習之，不覺得其麻煩罷了。《禮記·禮器》說“曲禮三千”，《中庸》說“威儀三千”，而《呂刑》說“五刑之屬三千”，其所謂刑，系施諸違禮者可知。古以三為多數。言千乃舉成數之辭。以十言之而覺其少則曰百，以百言之而猶覺其少則曰千，墨劓之屬各千，猶言其各居總數三分之一。剕罰之屬五百，則言其居總數六分之一。還有六分之一，宮罰又當佔其五分之三，大辟佔其五分之二，則雲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這都是約略估計之辭。若真指法律條文，安得如此整齊呢？然則古代人民的生活，其全部，殆為習慣所支配，無疑義了。
社會的習慣，是人人所知，所以無待於教。若有國有家的人所要求於人民的，則人民初無從知，自非明白曉諭不可。《周官》，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憲謂表而縣之”，見《周官·小宰》《注》。正月之吉，執邦之旌節，以宣佈於四方”。而州長、黨正、族師、閭胥，鹹有屬民讀法之舉。天、地、夏、秋四官，又有縣法象魏之文。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士師等，又有徇以木鐸之說。這都是古代的成文法，用言語、文字或圖畫公佈的。在當時，較文明之國，必無不如此。何從鑿求其始於何時呢？無從自知之事，未嘗有以教之，自不能以其違犯為罪。所以說“不教而誅謂之虐”。《論語·堯曰》。而三宥、三赦之法，或曰不識，或曰遺忘，或曰老旄，或曰蠢愚，《周官·司刺》。亦都是體諒其不知的。後世的法律，和人民的生活，相去愈遠；其為人民所不能瞭解，十百倍於古昔；初未嘗有教之之舉，而亦不以其不知為恕。其殘酷，實遠過於古代。即後世社會的習慣，責人以遵守的，亦遠不如古代的合理。後人不自哀其所遭遇之不幸，而反以古代的法律為殘酷，而自詡其文明，真所謂“溺人必笑”了。
古代的用法，其觀念，有與後世大異的。那便是古代的“明刑”，乃所以“弼教”，“明於五刑，以弼五教”，見《書經·堯典》。而後世則但求維持形式上的秩序。人和人的相處，所以能（一）平安無事，（二）而且還可以有進步，所靠的全是善意。苟使人對人，人對社會，所懷挾的全是善意，一定能彼此相安，還可以互相輔助，日進無疆，所做的事情，有無錯誤，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