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文化，有一大轉變，在乎兩漢之間。自西漢以前，言治者多對社會政治，竭力攻擊。東漢以後，此等議論，漸不復聞。漢、魏之間，玄學起，繼以佛學，乃專求所以適合社會者，而不復思改革社會矣。人與動物之異，在於人能改變其所處之境，動物則但能自變以求與所處之境相合。人既能改造所處之境，故其與接為構者，實以業經改變之境為多，而人與人之相處，關係尤巨。不能改變所處之境，而徒責人以善處，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東漢以後，志士仁人，欲輔翼其世，躋世運於隆平，畀斯民以樂利者甚多，其用思不可謂不深，策劃不可謂不密，終於不能行，行之亦無其效者，實由於此。故以社會演進之道言之，自東漢至今二千年，可謂誤入歧途，亦可謂停滯不進也。
先秦之世，仁人志士，以其時之社會組織為不善，而思改正之者甚多，讀《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節，可見其概。此等見解，旁薄鬱積，匯為洪流，至漢而其勢猶盛，讀第五章第一節，及上章各節，亦可以見其概矣。此等思想，雖因種種阻礙，未之能行，然既旁薄鬱積如此，終必有起而行之者，則新莽其人也。新莽之所行，蓋先秦以來志士仁人之公意，其成其敗，其責皆當由抱此等見解者共負之，非莽一人所能屍其功罪也。新莽之為人也，迂闊而不切於事情，其行之誠不能無失。然苟審於事情，則此等大刀闊斧之舉動，又終不能行矣。故曰：其成其敗，皆非一人之責也。
欲知新莽之改革，必先知莽之為人，及其得政之由。《漢書》本傳言：莽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永始元年，封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遊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綏和元年，擢為大司馬，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凡莽之所行，漢人悉以一偽字抹殺之，其實作偽者必有所圖，所圖既得，未有不露其本相者，莽則始終如一，果何所為而為偽哉？《漢書》言其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慚恧，此乃班氏父子曲詆新室之辭，平心論之，正覺其精神之誠摯耳。
哀帝時，莽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大後。哀帝崩，無子。太皇大後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董賢年少，不合眾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後漢書·張步傳》：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董賢，：無妄以與人。王閎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曰德後闥，舉手叱賢：“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曰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平阿侯譚子也。此時之董賢、丁、傅，豈足以當大任？漢用外戚既久，出膺艱鉅者，自非莽莫屬，此固不能為元后咎也。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何武為前將軍，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以為孝惠、孝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宜令異姓大臣持權，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親疏相錯。於是武舉公孫祿，祿亦舉武。大後竟自用莽為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祿互相稱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