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變動。則以陰陽之變化說之，而二者仍為同體而異用，此所以說世界流轉之原理。若以物質言：則一切物之原質，皆為氣；水、火、木、金、土，皆此氣之所為；萬物之錯綜，則又五行之所淆而播也。氣之所以分為五行，五行之所以淆而為萬物，則以不可知之太極。無始以來，即有此一靜一動之變化也。此乃自古相傳之說；周子亦不過融會舊文，出以簡括之辭耳，非有所特創也。
中國無純粹之哲學，凡講哲學者，其意皆欲措之人事者也。周子亦然。故於說明宇宙之後，即繼之以人事。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此言人之所以為人也。曰：“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此為周子之人生觀。凡一元論之哲學，必將精神物質，併為一談（一物而兩面）。此等思想，中國古代，亦已有之。其分人性為仁、義、禮、智、信五端，以配木、金、火、水、土五行是也。周子亦沿其說。思想淺薄之時，恆以為善、惡二者，其質本異；迨其稍進，用知所謂善惡者，其質實無不同，特其所施有當、有不當耳。至此，則二元論進為一元矣。周子之說亦如是。周子既沿舊說，以五性配五行，又總括之為仁義兩端，以配陰陽。仁義二者，皆不可謂惡也。更進一步言之，陰陽同體而異用，仁義亦一物而二名（視其所施而名之）。愆陰伏陽，特其用之有當、有不當，而其本體（太極）初無所謂惡；則人之行為，所以或失之剛，或失之柔者，亦不過其用之或有不當，而其本體初無所謂惡；此世界之本體，所以至善，亦人性之所以本善也。然則所謂善惡者，即行為當不當之謂而已（不論其所施，而但論其行為，則無所謂善惡）。世界之現象，自認識言之，無所謂靜也，只見其動耳。然自理論言之，固可假設一與動相對之境，名之曰靜。本體既無所謂惡；所謂惡者，既皆出於用，則固可謂靜為善、動為惡。然則人而求善，亦惟求靜境而處之而已矣（恢復本體）。然認識所及，惟是變動；所謂靜境，不可得也。乃進一步而為之說曰：世界本體不可見，可見者惟現象，本體既在現象之中。然則靜境亦不可得，靜即在乎動之中。人之所求，亦曰動而不失其靜而已矣（雖墮落現象界，而仍不離乎本體）。動而不失其靜者，用而不離乎體之謂也。用而不離乎體者，不失其天然之則之謂也。以幾何學譬之：所謂真是，惟有一點；此一點，即人所當守之天則，即至當之動，而周子之所謂中正也。然此一點非有體可得，仍在紛紜蕃變之中。蓋人之所為，非以為人，即以為我。為人，仁也；為我，義也。欲求於仁義之外，別有一既不為人、又不為我之行為，卒不可得。然則欲求中正，惟有即仁義之施無不當者求之。而欲求之仁義，亦必毋忘中正而後可。否則不當仁而仁，即為不仁；不當義而義，即為不義矣。故仁義同實而異名，猶之陰陽同體而異用。陰陽之體，所謂太極者，惟有假名，更無實體。仁義之體，所謂中正者亦然也。然則所謂善者，即仁義之施無不當者也。施無不當，則雖動而不離其宗。雖動而不離其宗，則動如未動。動如未動，固可以謂之靜，此則周子所謂靜也。此為道德之極致，故命之曰“人極”。能循此，則全與天然之則合，所謂“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也。能循此者，必獲自然之福；而不然者，則必遇自然之禍；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兇”也。此以行為言也。若以知識言：則現象之紛紜蕃變，不外乎陰陽五行；陰陽五行，又不離乎太極。能明此理，則於一切現象，無不通貫矣。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也。周子蓋由《易》悟入，亦自以為祖述《易》說，故於篇末贊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也。
《太極圖說》，雖寥寥數百言，然於世界之由來，及人所以自處之道無不備，其說可謂簡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