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 語言文字的發明，是人類的一個大進步。（一）有語言，然後人類能有明晰的概念。（二）有語言，然後這一個人的意思，能夠傳達給那一個人。（甲）而不須人人自學。（乙）且可將個人的行為，化作團體的行為。單有語言，還嫌其空間太狹，時間太短，於是又有文字，賦語言以形，以擴充其作用。總之，文字語言，是在空間上和時間上，把人類聯結為一的。人類是非團結不能進化的，團結的範圍愈廣，進化愈速，所以言語文字，實為文化進化中極重要的因素。
以語言表示意思，以文字表示語言，這是在語言文字，發達到一定階段之後看起來是如此。在語言文字萌芽之始，則並不是如此的。代表意思，多靠身勢。其中最重要的是手勢。中國文字中的“看”字，義為以手遮目，最能表示身勢語的遺蹟。與語言同表一種意象的，則有圖畫。圖畫簡單化，即成象形文字。圖畫及初期的象形文字，都不是代表語言的。所以象形文字，最初未必有讀音。圖畫更無論了。到後來，事物繁複，身勢不夠表示，語言乃被迫而增加。語言是可以增加的，（一）圖畫及象形文字，則不能為無限的增加，且其所能增加之數，極為有限；（二）而凡意思皆用語言表示，業已成為習慣；於是又改用文字代表語言。文字既改為代表語言，自可用表示聲音之法造成，而不必專於象形，文字就造的多了。
文字有形、音、義三方面，都是有變遷的。形的變遷，又有改變其字的構造，和筆畫形狀之異兩種，但除筆畫形狀之異一種外，其餘都非尋常人所知。字之有古音古義，每為尋常人所不知。至於字形構造之變，則新形既行，舊形旋廢，人並不知有此字。所以世俗所謂文字變遷，大概是指筆畫形狀之異。其大別為篆書、隸書、真書、草書、行書五種。
（一）篆書是古代的文字，流傳到秦漢之世的。其文字，大抵刻在簡牘之上，所以謂之篆書。篆就是刻的意思。又因其字型的不同，而分為（甲）古文，（乙）奇字，（丙）大篆，（丁）小篆四種。大篆，又稱為籀文。《漢書·藝文志》小學家有《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太史作。”《說文解字·序》：“《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又說：“《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然則大篆和小篆，大同小異。現在《說文》所錄籀文二百二十餘，該就是其相異的。其餘則與小篆同。小篆是秦以後通行的字。大篆該是周以前通行的字。至於古文，則該是在大篆以前的。即自古流傳的文字，不見於《史籀》十五篇中的。奇字即古文的一部分。所不同者，古文能說得出他字形構造之由，奇字則否。所謂古文，不過如此。《漢書·藝文志》、《景十三王傳》、《楚元王傳》載劉歆《移讓大常博士書》，都說魯恭王壞孔子宅，在壁中得到許多古文經傳。其說本屬可疑。因為（一）秦始皇焚書，事在三十四年。自此至秦亡，止有七年。即下距漢惠帝四年除挾書律，亦只有二十三年。孔壁藏書，規模頗大，度非一二人所為。不應其事遂無人知，而有待於魯恭王從無意中發現。（二）假使果有此事，則在漢時實為一大事。何以僅見於《漢書》中這三處，而他書及《漢書》中這三處以外，絕無人提及其事。凡歷史上較重大之事，總和別的事情有關係的，也總有人提及其事，所以其文很易散見於各處。此三處：《魯恭王傳》，不將壞孔子宅之事，接敘於其好治宮室之下，而別為數語，綴於傳末，其為作傳時所無有，傳成之後，再行加綴於末。顯而易見。《移讓大常博士》，本系劉歆所說的話。《藝文志》也是以劉歆所做的《七略》為本的。然則這兩篇，根本上還是劉歆一個人的話。所以漢代得古文經一事，極為可疑。然自班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