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業 農工商三者，並稱實業，而三者之中，農為尤要。必有農，然後工商之技，乃可得而施。中國從前，稱農為本業，工商為末業，若除去其輕視工商，幾乎視為分利之意，而單就本末兩字的本義立論，其見解是不錯的。所以農業的發達，實在是人類劃時代的進步。有農業，然後人類的食物，乃能為無限制的擴充，人口的增加，才無限制。人類才必須定住。一切物質文明，乃獲有基礎。精神文化，亦就漸次發達了。人類至此，剩餘的財產才多，成為掠奪的目的。勞力亦更形寶貴，相互間的戰爭，自此頻繁，社會內部的組織，亦更形複雜了。世界上的文明，起源於幾個特別肥沃的地點。比較正確的歷史，亦是自此開始的。這和農業有極深切的關係，而中國亦是其中之一。
在農業開始以前，遊獵的階段，很為普遍。在第一章中，業經提及。漁獵之民，視其所居之地，或進為畜牧，或進為農耕。中國古代，似乎是自漁獵徑進於農耕的。傳說中的三皇：燧人氏鑽木取火，教民熟食，以避腥臊傷害腸胃，顯然是漁獵時代的酋長。伏羲，亦作庖犧。皇甫謐《帝王世紀》，說為“取犧牲以供庖廚”，《禮記·月令》《疏》引。實為望文生義。《白虎通義·號篇》雲“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則羲字與化字同義，所稱頌的乃其德業。至於其時的生業，則《易·繫辭傳》明言其“為網罟以田以漁”，其為漁獵時代的酋長，亦無疑義。伏羲之後為神農。“斫木為耜，揉木為耒”，就正式進入農業時代，我國文明的歷史，從此開始了。三皇之後為五帝。顓頊、帝嚳，可考的事蹟很少。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神農戰，似乎是遊牧部落的酋長。然這不過是一種荒怪的傳說，《五帝本紀》同時亦言其“藝五種”，而除此之外，亦絕無黃帝為遊牧民族的證據。《堯典》則有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之文。《堯典》固然是後人所作，並非當時史官的記錄。然後人所作，亦不能謂其全無根據。殷、周之祖，是略與堯、舜同時的。《詩經》中的《生民》、《公劉》，乃周人自述其祖宗之事，當不致全屬子虛。《書經》中的《無逸》，乃周公誥誡成王之語，述殷、周的歷史，亦必比較可信。《無逸》中述殷之祖甲雲：“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此人實即太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正指其為伊尹所放之事。述高宗雲：“舊勞於外，爰暨小人。”皆顯見其為農業時代的賢君。周之先世，如大王、王季、文王等，更不必論了。古書的記載，誠多未可偏信。然合全體而觀之，自五帝以來，社會的組織，和政治上的鬥爭，必與較高度的文明相伴，而非遊牧或漁獵部族所能有。然則自神農氏以後，我國久已成為農業發達的民族了。古史年代，雖難確考，然孟子說：“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盡心下篇》。和韓非子所謂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顯學篇》。樂毅《報燕惠王書》所謂“收八百歲之畜積”；謂齊自周初建國，至為昭王所破時。大致都相合的，決不會是臆造。然則自堯、舜至週末，當略近二千年。自秦始皇統一天下至民國紀元，相距二千一百三十二年。自堯、舜追溯農業發達之時，亦必在千年左右。我國農業發達，總在距今五千年之前了。
中國的農業，是如何進化的呢？一言以蔽之，曰：自粗耕進於精耕。古代有爰田之法。爰田即系換田。據《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是因為地有美惡，“肥饒不得獨樂，磽确不得獨苦”，所以“三年一換主易居”。據《周官·大司徒》，則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分。不易之地，是年年可種的。一易之地，種一年要休耕一年。再易之地，種一年要休耕兩年。授田時：不易之地，一家給一百畝。一易之地，給二百畝。再易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