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材
今日史家之宗旨，既已不同於往時，即往時史家之撰述，不能盡合於今日。由史學家言之，往史之在今日，特皆史料而已。善用史料，以成合於今日之用之史，固史家所有事也。然則所謂史料者，初不限於史書，其理亦不難知矣。
史料可大判為二：一屬於記載者，一屬於非記載者。屬於記載者又分為五： （一）史籍，即前人有意記載，以詒後人者也。其識大識小，固因其才識境遇而不同，而其為日用則一。今者瀛海交通，古物日出，此種材料，亦日增多。如研究元史，可取資於歐洲、西亞之書；旁證舊聞，或得之於敦煌石室之籍是也。此種搜採，愈博愈妙，故秘籍之表章，佚書之搜輯，實史家之要務也。
（二）史以外之記載，謂雖亦有意記載，以治後人，然非以之為史者，大之如官府之檔案，小之如私家之日記、賬簿皆是。此等物，吾儕得之，固亦與昔人有意所作之史無異；然據理言之，實不容不分為二。吾謂古代史官所記，嚴密論之，惟左右史之所書可稱為史，以此。
（三）紀功之物，如金石刻是。此等物，或僅圖誇耀一時，非欲傳之永久；即其傳諸永久者，意亦僅主於誇耀；並有僅欲傳之子孫者，如衛孔悝之鼎銘。然後人於此，卻可得無數事實，其辭雖多誇耀，究屬當時人親身之記述；去其誇辭，即得其真相矣，其為用甚大。
（四）史以外之書籍，謂非有意作史，並非有意記載，以治後人者也，如經、子、文集皆是。人與社會不能相離，故苟涉筆，雖無意於記載，社會之情形，必寓於其中。且社會之情形極繁，人能加意記述，以詒後人者，實至有限。故有許多過去之情形，在往史中不可得，轉於非史書中得之者；講古史必取材於經子，考後世之事亦不能擯文集，以此也。不獨正言莊論，即寓言亦可用，如讀《莊子》之《逍遙遊》，而知其時之人，理想中之小物為鯤（魚子），大物為鵬；讀《水滸傳》，而知宋、元間社會情形；讀《儒林外史》，而知明、清間社會情形是也。
（五）傳述。傳述與記載原系一事，特其所用之具不同而已。“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傳述之足以訂正史籍者何限？抑始終十口相傳，未曾筆之於書者，野蠻部落中固多；即號稱文明之國，亦不少也。口相傳述之語，易於悠謬而失真，第一章已言之，此誠非考訂不可用；然事實固存於其間，抑考其增飾之由，觀其轉變之跡，而可知傳述之性質，此亦一史實也。
屬於非記載者，其類有四：
（一）人體。此可以考古今人種之異同。因古今人種之不同，而其遷徙之由，以及文化不同之故，均可考索矣。吾國古有長狄，《三傳》記載，一似確有其事，而其長則又為情理所無。（即謂有此長人，吾國古代，似亦不應有之；以果有此特異之人，《三傳》而外，不應一無記載也）予嘗撰《長狄考》，考定其長，不過與今歐人等，自謂頗確；然考據終只是考據，不能徑以為事實。《左氏》於見殺之長狄，一一記其埋骨之處，似亦慮後人之疑惑而然。萬一能案其地址，掘得其遺骸，則於人種學，於史學，皆發明匪細矣。此事誠類夢想；然吾國曆代，種族之移徙及混合極多，若能多得古人遺骸，定其時代，考其骨骼，實足考種族遷移之跡，及其混合之漸也。
（二）古物。有尚存於目前者，如雲岡石佛，無疑為南北朝之遺；有埋藏地下而復發見者，如鄭縣所得古鼎等，萬人貞觀，不容作偽，且其物巨大，亦不容作偽，此實三代彝器，復見於今者也。吾國地大物博，考古之學，雖不可雲盛，然國民保守之性甚篤；又偏僻之區，數百千年，未經兵燹者，亦自不乏，古代遺物，實隨在而有，在能蒐集鑑別之耳。且不必僻遠之區，吾鄉有吳某者，明亡時，其祖遺衣冠一襲，亦慎藏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