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東抗日三五支隊》第一集：第12章 高敬亭的錯誤和悲劇 (第1/1頁)

高敬亭是新四軍的重要將領，他在革命鬥爭中有過功績，但也犯了一些錯誤。

高敬亭在堅持鄂豫皖地區的革命鬥爭中有功，在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期間取得了卓越戰績，為掩護和策應主力紅軍的長征以及其他地區的游擊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其部隊被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後，是新四軍中實力較強的一支。

然而，高敬亭在新四軍第4支隊期間所犯的錯誤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 排斥中央派到4支隊的政治工作幹部：上級原定由延安派黃麻起義領導人之一的鄭位三擔任4支隊副司令員（對內為政委）、蕭望東任政治部主任，然而高敬亭堅拒鄭位三在4支隊任職，向駐在漢口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再三指名提出，要從延安另換戴季英來取代鄭位三。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為使4支隊順利改編和迅速出動，只得致電中央屈從高敬亭的要求，於是鄭位三和蕭望東被調離4支隊。拒絕上級派來的幹部並討價還價，此舉觸犯了中共紀律底線。戴季英從延安被派到高部後，兩人關係很快鬧僵，以致後來矛盾激化成外來的政工幹部一度逃離4支隊的“新開嶺事件”。

- 違抗軍令，抵制東進：1938年3月高敬亭奉命東進，但一直到同年5月，4支隊才到達六安至合肥南部的巢湖一帶展開。徐州失守後，中共中央書記處指示讓高敬亭率部東進北上至徐州、蚌埠一線作戰，但高敬亭不為所動，年底時4支隊始終在合肥以西的六安、舒城、桐城一帶作戰。儘管取得了一些戰果且部隊有所發展，但與中央經略皖北的戰略決策南轅北轍。此後，新四軍軍部派參謀長張雲逸到江北傳達中央和軍部指示並推動高敬亭部東進，雙方商定了有利的談判結果，但仍遭到高敬亭的反對。張雲逸只讓周駿鳴的第8團和江北遊擊縱隊先行東進，而高敬亭親自率領第7團和第9團在淮南鐵路以西徘徊不前，甚至企圖將部隊帶到懷寧、桐城、廬江一帶開闢根據地。在形勢已經明朗、戰略目標明確，且軍部派出參謀長親自當面傳達命令的情況下，高敬亭仍然遲滯不動，反倒擁兵自重，試圖向南開進，這種行為屬於違抗軍令。

毛澤東對高敬亭案的反思從七大開始，他認為“此案處理不當，其責任我懷疑主要是項英”，但更多是認為項英在其中發揮了不好的作用，而不是抓住中央沒有覆電來指責項英，是對處理結果而非處理過程的不當評價。在1977年為高敬亭平反的通知中，也只是說“處死高敬亭同志是錯誤的”，通篇都沒有提到項英或新四軍軍部的責任，最大限度上只是認為中央受到了項英的矇蔽而做出了處死高敬亭這一錯誤的決策。

總之，高敬亭案的定論是基於歷史資料和綜合分析得出的。高敬亭是一位有過功績的革命者，但也犯了嚴重錯誤；對他的處決在程式上可能得到了中央的覆電同意，但事後中共中央認為這一處理是錯誤的，並進行了平反。這樣的定論既體現了對歷史事實的尊重，也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待歷史問題的客觀態度。1977年4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的《關於為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指出：“高敬亭同志參加革命後，在毛主席、黨中央領導下，在堅持鄂豫皖地區的革命鬥爭中是有功的，雖在四支隊工作期間犯有嚴重錯誤，但是可以教育的，處死高敬亭同志是錯誤的。遵照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指示，中央軍委決定對高敬亭同志給予平反，並恢復名譽。”